来三明收废品 却干了这件事！他被判刑3年

作为转型经济的中国经济，政府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那就是从关注经济增长率的迷误中走出来转而关注经济系统有序运行的制度基础：土地制度问题、金融垄断和其它行政垄断问题、央行的独立性问题、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生产的制度安排问题、财产权权收到有效保障和稳定性问题、破除国内和国外贸易壁垒问题。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第二，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

我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都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最近一年多以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第三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激励的要点，就是要让任何个体或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十分相似。

另一方面，外汇结余不断累积，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发行大量货币来购买外汇。同时，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应当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管好。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那样：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实正像我在两年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198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一个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的总体规划，准备在1987年推出 ，但后来整个改革因故被搁置了。

比如：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国资委开始进行行业调整收缩的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把国有资本涉及的行业由79个减少到54个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将内生性地放大中国债券市场的总需求。中国需要走的，是当前欧美日的逆向过程。目前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融资来源已经主要依赖债券市场，但空出来的地位在2009年之后却很快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填补。

其二，先通过银行发放信贷，等形成坏账时再由财政进行直接救助。在改革开放之始，银行体系就开始承担具有明显财政支出功能的信贷。综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来看，其实财政收入只是政府可动用资源的一部分，金融资源才是更大的部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直接融资的货币创造效应显然要低于银行信贷，减少信贷而增加债券，可以在总量上降低中国的货币乘数，降低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速度。

在2003年改革上收地方政府对国有大银行省级分行的信贷决策权力之后，再度削弱地方政府对地方法人银行的控制力，以实现地方法人银行准财政职能的剥离。其三，银行补财政，不只是形成不良资产最后由财政救助的部分属于银行补财政，银行违背市场规律按行政类要求发放的贷款，都属于银行补财政。

中国金融的三个问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在日前举行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开幕式致辞谈中国当前改革动力不足时，给出的三条理由中的一条，是现在政府有超过十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政府掌握的资源很大，因此改革的动力小。但这一过程伴随的是政府本身债务的提高。

其一，以地方政府发债，替换地方政府的信贷，不会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率，但却可以缓解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风险，贷款的偿还还可以减少银行体系信贷资产规模，通过减少派生存款，而减小M2的规模。最近几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可谓迅猛。这也是夯实人民币汇率基础、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基础的不二之路，并将真正为中国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金融博弈注入基源力量。即财政风险可控上升，而推动金融风险的下降。无限的债务货币化，最终将导致市场对美元的不信任而摧毁美元。在2003年这一轮金融业改革中，央行通过注资、剥离、票据置换等方式，直接入市。

包括央行通过汇金对银行的注资，由于最后都结汇，实质还是央行以货币发行注资。未来厘清央行的准财政职能需要明确如下两点：一是要制定央行目前累计大约4万亿元人民币，有关置换票据、再贷款等坏账资产的处置机制，避免最终以货币发行推高通胀的形式由全民承担代价。

2007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不仅购买外汇储备用于成立中投公司，还将汇金公司买入财政旗下。中国当前并未达到这一阶段，或者欧美当前的做法也并不一定正确。

中国银行业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三年，信贷规模增长，累计规模达到25万亿元以上。而这一改革的实现通道，即以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为突破，实现全国地方法人银行的总体监管权力上收。

如果财政不平衡，金融体系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并且会承担更重的税负，在自由化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竞争力差，并最终带来不稳定。这是银行业真正能够实现改革的基础。在过去多年金融补财政的逻辑下，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已经进行了大扩张。中国取得了转轨的成功，似乎也并没有遵循这一路径。

这是否可控？这会给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人民币购买力、人民币汇率等带来什么影响，应该怎样避免这一不可接受的未来？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对当前中国金融问题的基本思考。总体上，这两轮银行改革所花费的成本高达3.6万亿元人民币，这均是金融补财政的路子。

债券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关键力量。即便推高政府债券/GDP达到40%、60%，也不足以成为系统性风险。

但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在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的时候，政府明确这是最后一轮晚餐，也就是中央政府不会再救助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截至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在大国里有几个第一，第一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第一的M2与GDP比例，第一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第一的银行业总资产。

这是中国当前与欧美日国家不同的金融和财政风险结构。在2008年山穷水尽之后，美国已经通过两次量化宽松政策开始动用这一资源，但动用这一资源将放大市场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地位的担忧，因此这一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在中央直属企业中，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但实际上，中国所推行的是金融补财政的思路，用金融的空间弥补了财政当年需要支出的时间。

允许银行破产，是总体推动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根本路径。金融以准财政职能补财政造成如上三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尤其是央行和银行体系，仍然具有非常强的准财政职能特征。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有两个基本的重大问题，一是产能过剩层面，一是货币层面。目前欧美日是财政风险过高并不可持续，而金融风险则在逐步放大，以金融风险的放大（比如国债货币化）来缓解财政风险的上升。

这是对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央行准财政职能的部分回收，有利于加强央行的独立性。中国这一最后的风险总应对能力空间已经很有限，当前市场积累的关于人民币贬值的风险预期，根源即在此。